性本爱丘山
作者：彭加明
“少无适俗韵，性本爱丘山。”陶渊明在《归园田居》的开篇，便将自己的天性袒露于人前。所谓“适俗韵”，无非是逢迎世俗、周旋应酬的本领。他从来就未曾学会，也不愿学会。公元405年，陶渊明在彭泽做县令，不过八十多天，便声称不愿“为五斗米向乡里小儿折腰”，挂印而去。这不是一时冲动，而是天性使然的抉择。“误落尘网中，一去三十年”，他将官场比作一张束缚人性的网；而田园，才是他魂牵梦萦的故渊。
陶渊明笔下的丘山，不只是地理意义上的山峦，更是一种精神归宿。“开荒南野际，守拙归园田”，他在躬耕中安顿身心；“方宅十余亩，草屋八九间”，寻常农家景象，在他笔下散发着迷人的诗意。“暧暧远人村，依依墟里烟”，远处村落朦朦胧胧，炊烟袅袅升起，天地间唯有和平安详。这种平淡自然的笔调，恰是他内心宁静的写照。他的隐逸，并非消极逃避现实，而是对虚伪黑暗的深刻批判。山川田园之美与诗人的心灵交相融汇，“爱丘山”的性格与“自然之道”深度契合。
与陶渊明几乎同时而稍晚的谢灵运，则是山水诗的另一座高峰。他出身世家，却仕途坎坷，遂将满腔才情倾注于山水之间。“昏旦变气候，山水含清晖。清晖能娱人，游子憺忘归”，他以精细的笔触描摹山水的光影变幻，开创了山水诗的新境界。如果说陶渊明的丘山是归耕的田园，是柴门犬吠的烟火日常，那么谢灵运的丘山则是探幽的秘境，是“林壑敛暝色，云霞收夕霏”的壮丽奇观。二人一南一北，一朴一丽，却殊途同归，都在山水中安放了那颗不愿与俗世周旋的灵魂。
这种“性本爱丘山”的精神，深刻影响了后世。陶渊明被尊为田园诗的开创者，谢灵运则被推为山水诗的鼻祖，唐代山水田园诗皆以他们为宗。王维得陶之清腴、谢之工丽，晚年隐居辋川，“行到水穷处，坐看云起时”，将禅意融入山水；孟浩然得陶之闲远，“北山白云里，隐者自怡悦”，一生布衣，与山水为伴。李白更是陶渊明的狂热仰慕者，写下“高山安可仰，徒此揖清芬”，他不愿折腰事权贵的傲骨，正是陶渊明“不为五斗米折腰”的余响。而李白独坐敬亭山时，吟出“相看两不厌，只有敬亭山”，人与山相对无言，却胜过千言万语，那是陶渊明“悠然见南山”的另一种回音。苏轼评王维“诗中有画，画中有诗”，其源头，正在陶渊明与谢灵运那里。
陶渊明的影响不止于精英阶层，更渗透到百姓的烟火日常。他传承了家族“勤务稼穑”的传统，身体力行着“耕读传家”的生活宗旨。后世“耕读传家”的家风，与他渊源颇深。在云南，不少人家以“耕读传家”为家风家训，部分白族陶姓照壁上题写“五柳高风”，以纪念他的高尚情操，“性本爱丘山”的精神，就这样融入了一个家族、一个民族的血脉，代代相传。
我也“性本爱丘山”。少时家贫，常向山林觅食求生，在那些饥饿的日子里，故乡的一道道山峦给了我最初的馈赠，也让我在不知不觉中爱上了它们。后来外出求学，翻越一道道高山，那些山给了我向上的力量。长江第一湾四周的山，都曾被我一一征服。青年时到昆明求学，最爱登西山看日出，去金殿看日落，山巅的晨曦与暮色里，藏着一个年轻人心底的辽阔。再后来，人生的许多经历都与丽江的山血脉相连，故乡的老君山、玉龙山，曾给我多少的智慧和力量。每当我凝望它们，便想起辛弃疾那句“我见青山多妩媚，料青山见我应如是”，山不再是客观的风景，而是与我相互凝视的知己。在我眼里，山是真、善、美的化身，它虽然不言不语，却教会我沉默的坚韧；它从不许诺，却以亘古的站立告诉我什么是永恒。
智者乐水，仁者乐山。“性本爱丘山”的终极意义，或许就是：在喧嚣的人世中守住一份对自然的赤子之心，让山水的清音涤荡尘虑，让灵魂在天地间找到安放之处。
（转载请联系微信公众号“彭加明的散文”）
